久病床前無孝子 vs. 久病床前有孝女？？
生女兒好or生兒子好？？
這一直是我行醫過程中的疑惑。
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，想想還是在百忙之中抽空至聖地牙哥，參加美國的年度胸腔及心臟外科學會年會。
出發前去跟林先生道別，因為再過幾天、當我不在台灣之時，他就會因為在RCC(呼吸治療中心)療程結束，必須下轉外院呼吸治療病房，而家屬又抵死不從，硬要以"這樣活著跟死人沒兩樣"的理由帶回家拔管讓他辭世。
每次跟這樣的家屬交手總是令我心力交瘁；同時也都會讓我極度憤怒。
我小心地交待住院醫師及呼吸治療師接下來該做的事，同時要趕緊訓練病人恢復呼吸功能，好讓他在被帶回家中拔管之後，能有力氣好好地教訓他的三個兒子：「憑什麼就這樣要讓老爸去死」－－在讓他度過生命最艱難的時光之後、在他正要邁向復健及康復的時候............
當然也有可能被罵的會是我－－就是這個醫生，硬生生從死神手中把他搶救回來，讓他多受了兩個多月的苦。
時間回到二二八那天：記得當時資深的體循師勁哥對我說，那個70幾歲、敗血症＋心肌梗塞、昨天插上主動脈氣球幫浦＋葉克膜的病人已經開始沒尿了；我交待病房幫他抽個血、驗一下血液中的乳酸值以決定要放棄或進行下一步治療。
當抽血結果出來是令人不可置信的低時，我做了一個所有人都跌破眼鏡的決定：去開刀－－進行開心手術，做主動脈瓣膜置換＋冠狀動脈繞道手術＋中心式葉克膜重新設置（為了幫病人撐過敗血症高峰）。於是好好一個228國定假日，大家就心不甘、情不願地在開刀房陪我度過。
我深知這類的病人都是九死一生、機會渺茫，於是對家屬曉以大義，讓他?在一線生機與就此放棄間做個決擇，同時我要求三兄弟都到場以免有人事後反悔。
隨後病人順利地開完刀，幾天後從中心式葉克膜換成靜脈-靜脈式葉克膜（veno-venous ECMO），肺炎恢復後再拔除葉克膜，最後拔掉主動脈氣球幫浦。
很幸運的病人整個過程都是醒著的，沒出現重大併發症－－除了他一直沒辦法移動四肢外。治療中，我總不忘每天提醒家屬：在葉克膜使用之下，你們隨時可以決定終止治療、讓病人痛快地走，否則這個人的未來一定是條漫長而艱辛的路.....－－如預期的，那時候我沒有得到沒人性的答案。
很不幸地這病人後來用磁振造影證實了他本身有嚴重的頸椎管狹窄，在經歷那麼多的治療、插管、搬運之後，誰也不敢說他以後會不會半身不遂、終身癱瘓－－雖然磁振造影沒有任何脊椎神經受損發炎的證據。也在這個檢查之後，家屬間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。
「四肢都不能動，跟死沒什麼兩樣。」
「如果要做氣切，那我們直接帶回家好了。」
「他的身體已經好到不會因為拔掉氣管內管而死掉；你們這樣帶回家他可能會在家裏喘三天、喘到你們都受不了看不下去了，而又把他送回醫院；如果這樣你?也要照做嗎？你?不怕在下一代的眼中他?會怎麼看你?的行為？」我已經將正面、反面的話都講盡了，卻得不到我最想要的態度。
我痛恨有人要放棄我的病人－－不在他最有可能逝去的時候，卻選擇在他最有機會活下去的時候。尤其這個病人到最後已經被証實他是因為感染肺炎雙球菌的敗血症、再併發心肌梗塞+嚴重主動脈瓣膜狹窄的心因性休克才需要葉克膜，而今他存活下來了，這是可以發表的特殊醫學案例、全台灣沒有幾人救得活的。
其實說穿了，"怕病人受苦"往往只是家屬用來為自己的行為開脫最簡單的說詞；分析到最後，真正不能讓病人繼續活下去的理由每每都是經濟因素。
終於病人得到一個有可能得到解脫的機會－－在開完刀一個半月後他發生胸部傷口癒合不良，面臨"要不要清創"的抉擇。
我告訴家屬：「縱膈腔炎死亡率超過兩成，但若傷口細菌培養不是很厲害的細菌我還是要幫他安排手術......」家屬不置可否。我想他?是怕被人看出他?多想就此解脫的企圖。如果病人終究會因被你們遺棄而死，那這些感染又算什麼？－－我心裏冷笑著。
好死不死，傷口培養沒長細菌，家屬也同意清創。但清創又發現癒合不良並未進入深部肌肉層。簡言之它還未構成縱膈腔炎..........
我深深覺得啼笑皆非：病人到底是好命還是歹命？為什麼這麼"難"離開人世？為什麼女兒都那麼孝順，兒子們卻總是想著要以「四肢都不能動，跟死沒什麼兩樣」的理由來做個終結？
如果清醒都不能算有資格活著，那"人骨拼圖"的丹佐華聖頓不就是裝肖維？更何況這個病人在復健之後已漸漸能動了。
看到病人倔強不理他兒子?的表情，我寧願相信他在被帶回家中拔管之後，被罵的會是他的三個兒子而不是我。
葉克膜創造了許多生命奇蹟及台灣奇蹟，但也讓我們見識到種種光怪陸離的人性黑暗面。
我想這門" 葉克膜醫學倫理學"永遠是修不完的，而病人"好命or歹命"的界限也愈來愈模糊。
後記
回到台灣，林先生還是活著，氣切做了，傷口也好了；所以我更確定病人一定是八輩子修來的福份。他的康復之路依舊是漫長的，但"活著，就有希望"，不是嗎？？
